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迅速回暖，再度激起了歌迷、影迷，以及戏剧迷们久违的热情。然而，官方购票平台“一票难求”“黄牛”加价倒票“大行其道”又让很多观众“心灰意冷”。“官方还没开票二级平台已经提前预售”，“官方平台开票秒没，黄牛却票源充足，只要加价，想要什么价位的票都有”，等等乱象严重破坏了观众体验，扰乱了市场秩序。“黄牛”倒票为何屡禁不绝？二级市场票源来自何处？票务市场秩序如何规范？强制实名到底有没有用呢？
今年一季度演唱会
(资料图)
音乐节售票超110万张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分析，2023年一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6.89万场，演出票房收入49.8亿元。演出市场回暖，观众们也是热情高涨，今年一季度，演唱会、音乐节售出票量超过110万张。一边是观众对演出市场的迫切需求和热切期待；另一边则是“黄牛”们借机牟利。
今年的5月底至6月初，知名人气组合乐队“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连续举办6场演唱会，数十万张门票“开票即售罄”。这背后，观众在官方售票平台抢票抢不到，而“黄牛”却在一些交易平台和社交软件大量加价转售门票。
看台和内场的官方门票价格区间在355元到1885元，而“黄牛”发布的各类溢价票，平均每张加价525元到925元不等，内场1855元一张的票，甚至被炒到了6980元，更有甚者，价格高达上万元。不仅是“溢价”，有媒体采访发现，不少购票人反映，自己在开票的第一时间，在大麦网、纷玩岛、猫眼等多个官方平台购买，均没有成功，但黄牛票的场次、位置却可以随便挑。
开展演出票务市场
“黄牛”倒票专项整治工作
针对此类票务市场乱象，特别是大型热门演唱会在京密集举办，从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一起出手，联合各区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打击“黄牛票”的销售流通。
在专项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根据演出票务市场的工作模式，锁定“黄牛”倒票的“重灾区”集中在“大型热门顶流演唱会”及热点演出场所举办的“顶流演出”。自今年4月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根据群众举报以及自行工作发现的线索，北京警方已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五支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张研：在“五月天”演唱会期间，北京警方在外围设立了打击黄牛专项指挥部，出动便衣警力，持续保持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态势，其间查获处理黄牛倒票人员64人。5月23日，将涉嫌倒卖多张五月天演唱会门票的刘某、王某等五人抓获，并依法处理。
通过排查出票销售方案执行情况、线上演出门票交易情况以及网络舆情和12345群众平台转来的相关投诉，监管部门研判“黄牛”倒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官方线上平台的“转赠”环节。以近期举办的“五月天”鸟巢演唱会为例，官方渠道售出的电子门票约20万张。其中，有大部分电子门票发生了“转赠”行为。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 周卫民：通过开展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我们发现“转赠票”是“黄牛票”的主要来源。下一步，我们的监管重点，就是对热门顶流演出的转赠环节进行优化调整。
“买不到”的演出票都去哪儿了？
那么什么是“转赠票”呢？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先通过图示来梳理一下整个演出票务的脉络。你能抢到的，还有抢不到的演唱会门票，都去哪儿了 呢？
一场演唱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就是主办方和演艺方，主办方搭台邀请演艺方合作，同时“吆喝卖票”，因为票房收入是主办方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控制票源和销售格外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抢不到票呢？因为发行的票量有限。两个因素，场地和预留。
场地因素很好理解，体育场或体育馆就那么大，容纳的座位有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一部分票会被作为工作票预留，不进行公开销售。
2023年4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第五条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所以，我们看到，非公开销售的门票有30%，这一般是为服务保障岗位的工作人员留出的“工作票”。
从“外挂”到“代拍”
“黄牛”如何抢到票？
与以往站在演出场馆门口偷偷倒票不同，如今“黄牛”们的业务早已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他们都有哪些操作方式呢？
首先，70%的可售票，主办方一般会将其分配至“票务代理”，除了大麦、纷玩岛、猫眼三家官方授权票务平台外，还有二级、三级甚至四级票务代理。那么，黄牛怎么抢到票的呢？说是“黄牛”，更多的是“代抢”，也可以称其为“抢手”。观众将自己的账号和身份信息提前给到抢手，抢手在开票网站上帮忙抢票，但不保证一定成功。
还有一类“黄牛”研发了抢票外挂，可以在售票开启的第一时间抢到票，甚至形成了较完整的抢票产业链。但是因为用的是黄牛们的身份信息，所以这时候，“票务转赠”的情况就出现了。也就是无法观看演出的购票人，通过官方购票平台将自己购买的门票转让给其他观众，同时修改观演人信息。平台设置这项功能的初衷，是为了给因有事无法到场的购票人提供便利。但这就给了“黄牛”可乘之机，“黄牛”抢到票后，再利用平台可以转赠的规则，将票加价卖给真正想观看演出的人。
如何监管“黄牛”？
官方售票平台可以屏蔽黄牛的“外挂”吗？如果黄牛雇人“代抢”，那平台怎么甄别呢？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程序脚本和软件，就是俗称的“外挂”，以便大幅度提升在官方售票渠道的抢票成功率。
记者登录相关社交媒体平台发现，有用户发帖展示使用“程序脚本”的抢票流程，并表示可以提供“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黄牛”囤积到可用于转赠的门票之后，会立即在相关社交平台以“现票预定”的名义寻找买家，进行溢价转售，倒卖完成后，再通过官方售票平台的“转赠功能”，修改观演人信息，将门票转赠给“溢价购票人”，完成交易。
按照文旅部门的监管要求，官方售票平台应以科技手段反制“恶意软件刷票”现象。记者了解到，一些平台已经在用科技手段反制。
某票务平台安全部业务风控负责人 谢威力：目前主要通过流量清洗技术，对用户的下单请求能做到实时识别，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用户，还是一个机器的行为。我们针对使用恶意软件刷票的拦截率达到了99%。
除了“外挂”抢票，还有不少票务“黄牛”雇佣大量“真人代拍”，通过官方票务平台抢票，囤积票源。一些长期招收“代拍、代抢”人员的招聘信息也充斥在各类互联网平台。若遇到对实名制要求较高的场次或热门演唱会，“黄牛”则会预先收取消费者的定金，部分消费者冒着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提供个人账号和身份信息便于 “黄牛” 实施“代抢”。因为真人代抢的购票行为与正常购票行为一致，因此系统很难做出精准甄别。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 周卫民：“黄牛”雇人代拍抢票，扭曲了票务市场供求关系。我们要求票务销售平台要不断迭代技术，有效遏制黄牛，雇人代拍抢票行为。
“不可售票”去了哪？
“黄牛”如何钻空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营业性演出一般会为必要性服务保障岗位的工作人员留出“工作票”，此类票源多为纸质票形式发放，票面信息与使用者难以准确关联，容易让“黄牛”钻空子。因此，在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中，北京市也将票源管理列入了监管重点。
据了解，营业性演出一般有安保、医护、应急等功能性岗位人员的票务需求，他们需要分布在场馆不同区域进行分片区保障，按照相关规定，此类票不得高于总票数的30%。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在北京地区举办的大型热门顶流演出的“工作票”基本控制在总票数的10%以内，并对这类票进行了登记管理，实现可溯源。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支队长 王占军：对票务信息公示情况，主办单位和票务平台需要依法公示票务销售总量、不同的座位区域及票价信息，也是保证公众消费者的权益，属于重点监管的一个领域。
提前约谈平台
同时加强现场核验
打击“黄牛票”销售流通，举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如何约束呢？对此，北京文旅部门对相关平台进行约谈，同时加强现场核验。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演出前，提前约谈演出举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要求积极配合执法部门打击演出现场“黄牛”倒票行为：一是及时将相关违法线索提供给公安部门，二是加强现场核验。
某票务平台安全部业务风控负责人 谢威力：在入场核验环节，我们的现场核验设备支持“人证票”强实名核验，今年来已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场演出提供了这样的核验服务。
通过“人证票”进行强实名核验，也就是通过“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确定本人与身份证的信息、购票信息一致。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支队长 王占军：线上线下齐发力，不间断对相关的票务销售平台进行远程巡查，也发现了一些违法违规线索，目前正在办理推进过程中。包括网络平台不履行应尽义务，为倒票炒票提供便利，我们会依据营业性演出条例等相关法规，依法依规严厉予以打击。首先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加处一定倍数的罚款；严重的、造成恶劣影响的，会采取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这种严厉处罚，涉嫌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和官方微博公布了“演出票务监督专用举报信箱”，鼓励市民发现“黄牛”后及时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通过举报专用信箱进行投诉举报。来信来电反映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将相关违法违规单位和个人纳入黑名单管理。
专家解读
购票“强实名”有用吗？
针对“黄牛”倒票 乱 象，许多网友和学者呼吁，让 “实名” 制覆盖购票和演出入场核验环节，特别是要“ 强实名”。对此，6月14日，文旅部市场管理司回复 ：演唱会门票实名制是演出主办方为抵制“黄牛”采取的一项措施，对于打击捂票 、囤票、 炒票等违法违规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维护演出票务市场秩序。
那么，遏制“黄牛”倒票乱象，购票“强实名”有必要吗？实施“强实名”还需要关注哪些重点问题？总台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巍。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巍：如果是“强实名”就意味着票在二级市场上没法交易。既然没法交易，就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退票的渠道。如果没有必要的退票渠道的话，消费者这个票有个什么事情砸在手里了。
所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的规定，消费者既然可以有购票的权利，那么作为平台来讲，作为卖票方、主办者，一定要切实保障好消费者有权利退票。按照商业惯例来讲，开场前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进行退票的。有的平台、组织退票的时候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如果这个退票手续的费用超过20%的话，有可能也涉及霸王条款，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觉得退票渠道如果做好之后，才可以实行“强实名”制。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一票难求，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演出市场的旺盛需求。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 周卫民：按照北京市建设演艺之都和“大戏看北京”的工作要求，在专项整治演艺市场票务“黄牛”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有效扩大首都优质演艺供给，吸引更多合规的热门顶流演出在京举办、在京首演，全力推进演艺促消费、助增长，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
责任编辑：岳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