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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是对辽阔日常生活的蔑视

2023-07-27 17:00:13 转载出处:南方人物周刊

根据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资料图片/图)

当地时间2023年7月11日,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去世。


【资料图】

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他的一生都好像在用纸笔起舞,和国家、和制度开玩笑。

“刚听说消息时,还是有些惆怅,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他毕竟已经到了94岁的高龄。但这个世上又少了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曾经给我们带来思想启发的作家。”学者景凯旋说。他常年研究东欧文学和思想,翻译过三部昆德拉的作品,过去十多年持续在多家媒体发表关于东欧文学、思想的深度文章,其中许多与昆德拉有关。“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正如昆德拉说过的,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1986年,景凯旋翻译了《为了告别的聚会》。后来这本书出了法语译本,叫《告别圆舞曲》。1980年代后期《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被引入国内,是东欧文学译介的佳话。此后二十余年,中文世界盛行昆德拉热。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圆舞曲一样的结构,几个章节,人物在其中轻快地穿梭。

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玩笑》1967年出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迅速大获成功。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昆德拉本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它是关于路德维克和露茜跨越15年的情感纠缠,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青年学生路德维克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因此被开除出党,到矿井做苦役。15年后,他想报复当年整他的人,却发现对方早已适应时代的新变化。

2010年11月30日,法国巴黎,米兰·昆德拉(后排中间)参加了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列维的书评《游戏规则》出版20周年活动 (视觉中国/图)

昆德拉的最后一本小说《庆祝无意义》于2013年出版,次年中文版被引入中国。那时昆德拉已经完全走向怀疑、解构、虚无。这是一部碎片式的、疯癫的舞台剧式的作品。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朋友轮流登场,他们闹哄哄,忙糟糟,笑作一团;时间过得飞快,死了的人消失在虚无中,还留在记忆里的人变成了木偶。最后好像什么都没有意义。“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昆德拉写道。

昆德拉是一个流亡者。但他说自己是普通的作家。1979年,他在法国完成了《笑忘录》,以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为背景,分为七个章节,像圆舞曲一样写了布拉格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谈论他们的爱情,以及他们对记忆和遗忘的态度。在这本书出版后,昆德拉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收回了国籍。1981年,昆德拉成为法国公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是昆德拉最负盛名的小说,它是1960年代末托马斯、特丽莎、弗兰茨、萨宾娜的多角爱情故事,也关于人在具体的历史时代中的处境。有的人追求崇高,有的人反对刻奇。

昆德拉的作品曾长期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他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和作家朋友们站在一边反对政府。他被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排斥。但1980年代后,他小说中的政治性逐渐减弱。他更喜欢写爱情,写爱情关系里人的哲学,写人的记忆和遗忘。他是世界性的作家。

米兰·昆德拉与哈维尔、伊凡·克里玛被誉为捷克文学的三驾马车。他们都经历过严酷的时代,见证了历史的巨变,由于对世界、对价值的观念不同而走向分裂。现在三驾马车里只剩下克里玛一人。“我想今天晚上可能心情最复杂的是克里玛,他也是九十多岁的老人。”景凯旋说,“他会不会在回忆他们的一生?他们曾经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然后分道扬镳,最后又和解。因为我相信他们永远是互相理解的。”

昆德拉给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遗产。他注重私人性,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刻奇,对中国文学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告别圆舞曲》

经过了世界的开放、全球化的席卷、各国政治格局的转变,又经过全球疫情这样不可预见的现象对人类的冲击和次生影响,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人,他们的思考、呓语、困境,挪到2020年代,依然毫不过时。

在写作研究20世纪下半叶东欧作家的文学观念的书《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时,景凯旋曾借用以赛亚·伯林对赫尔岑的一段评价,作为对昆德拉思想的概括。7月12日晚在电话采访的尾声,景凯旋再次念了这一段话——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信奉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经由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那些对普遍公式和定律、对关于人类事务的规则的信条,是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企图,企图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样性,逃向我们优美幻想的虚假保障之中。”

1981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在法国巴黎(视觉中国/图)

“离开历史的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上一次2019年的采访,关于昆德拉,你就聊过很多。

景凯旋:我自己的想法是,他的作品处理的是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存在根本的悖论,当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既是无所不能的,但个体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正是昆德拉的作品所探讨的。

在这个背景下,昆德拉的作品首先是反历史意识的,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取代宗教信仰、成为生活意义的来源,导致了20世纪的灾难。

比如《玩笑》中路德维克所说的话: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求在历史后面的人,因为他要引导历史、造就历史。但《玩笑》中像露茜那样的普通人,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历史意识的,只是为自己琐碎的无穷无尽的日常忧虑而生活。通过他们(路德维克与露茜)之间的关系,昆德拉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日常的生活比历史更加广阔。用他的话说,原来在历史飞腾的翅膀下,还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阔原野。离开历史的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昆德拉对历史意识有一种反思?

景凯旋:昆德拉经历过他那个时代,认识到历史意识导致了一种互害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毫无必要的残酷。

所以《玩笑》的主人公路德维克后来遇到新认识的人时,都会不由得想象当年他因为玩笑而遭到审讯时的场景,他就会琢磨,这些人会不会举起手来,赞成对他的处理?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通过这样的考验,他们都会像以前他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样举起手来。

昆德拉关注的是个人性,是机制对个人的压制。他曾经在《小说的艺术》里面讨论卡夫卡,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罪行寻求惩罚,而卡夫卡的作品,是惩罚寻求罪行。

《小说的艺术》

《笑忘录》

反对刻奇,反对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反对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

南方人物周刊:他后来的《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很深地影响了读者。

景凯旋:这就是我想谈的关于他的第二个问题,他的那种反对抒情的意识主要是表现在《生活在别处》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

昆德拉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刻奇,kitsch。这本来是一个德语词,现在已经进入到西方各语言中间了。我发现好多人的文章还在把它翻译成“媚俗”。我不赞成用这个翻译。我们说的庸俗的东西,恰恰他是不反对的,他反对的是那种抒情,一种伪崇高的东西。这很清楚,昆德拉不喜欢贝多芬,不喜欢拉赫玛尼诺夫,不喜欢俄罗斯那些作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他认为这些都是抒情的,都是刻奇的。

什么叫刻奇呢?从小的方面讲,是要把生存中无意义的一切事物都排除在视野之外,例如粪便,shit这个词以前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中。从大的方面讲,是反对人的必死性。昆德拉认为刻奇是遮住死亡的一道帷幔,他们在游行的队伍中高喊着生命万岁,昆德拉不喜欢这样的抒情态度。

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刻奇是我们人类生存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我们总要去寻找意义,我们总要有抒情的时刻,否则我们和动物就没有任何区别。

《生活在别处》

《玩笑》

1975年移居法国以后,他的视野更大了,不再关注捷克本身的社会状态,而是从存在的角度关注整个人类的生存,将人类对意义的追求归结为一种对不朽的渴望。《不朽》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的小说,比如阿涅丝与萝拉姐妹,歌德与贝蒂娜,这两组古今人物,他把他们称为“感情的人”。这种感情的人总是对意义有一种渴求。昆德拉把这种追求称为“灵魂的恶性膨胀”,实际上就是刻奇,是无条件地追求生命意义,是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它是遮蔽生命的本质的一种自我欺骗。它和讨好大众的媚俗是正好相反的。西方对媚俗的理解就是娱乐、消遣,而昆德拉不讨厌娱乐,他讨厌刻奇。

这是他对时代的一种总结,尽管可能是片面的,但我认为是一种深刻的片面。

1984年8月2日,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视觉中国/图)

“彻庆祝一种轻的生活”

景凯旋:昆德拉认为,捷克的现代性是俄罗斯灵魂造成的,后者把情感上升到价值的高度。布罗茨基和昆德拉有过争论,布罗茨基认为俄罗斯的现实是由西方理性带来的,而不是那种俄罗斯的情感。西方带来的理性就是们今天了解的理性的自负,认为我们人类可以设计一个最美好的时代、社会,让我们通过历史的直线性的决定论,可以达到最终的美好天堂。

在西方,理性和浪漫这两种主流的思潮出现在宗教祛魅以后,全是靠人类主观思维来解决问题。如果说宗教是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那么它是在这个世界之外;后来支点被移到人类自身身上了,人就是最高的尺度和目的。在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不断摇摆,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

以赛亚·伯林曾经指出这个问题,有一种“回旋的效应”,理性的历史决定论和情感的个人崇拜,同时出现在俄罗斯。说到底,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类的主观思维,其实都是没有超验性的思想。因此它们走到极端都会带来价值的虚无。

南方人物周刊:昆德拉最后走向的虚无是由什么组成的?

景凯旋:昆德拉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生活是不确定的,而浪漫主义和唯理主义者都会把生活固定下来,甚至把对生活的看法固定下来。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最终所谓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轻就是没有意义,人生是无意义的。但是在这本小说中还有一种惆怅,昆德拉在这本书里还认为刻奇是人类生存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但是到他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最后一本书《庆祝无意义》,实际上是彻底庆祝一种轻的生活。

《不朽》

《庆祝无意义》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他反感俄罗斯文学?

景凯旋:他反感俄罗斯文学,实际上是反感俄罗斯文学的沉重。他认为这种沉重的东西其实带有一种很可怕的恶。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恶是什么呢?

景凯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心中有一种黑暗的东西。昆德拉就认为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没有人的解放,俄罗斯文学背后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尤其那种弥赛亚情结,要拯救世界,但昆德拉没有。

昆德拉对集体意识有一种反思,他是一个个人至上主义者。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他的观点就相反,米沃什想重构这个世界的基本的价值。

景凯旋(牛华新/图)

“一个人类的眼光,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的眼光”

南方人物周刊:哈维尔也是想重构。

景凯旋:对,他们最后有点回到宗教的观念了。米沃什非常强调人和群体的关系。昆德拉的主人公都有很独立的人格,时刻捍卫自我,与社会格格不入,而他讽刺的那些人物都是融入群体的。

像阿伦特就很强调公共生活,甚至认为自由是只能表现在公共领域的生活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古罗马对自由的看法。昆德拉强调的是私人自由。在昆德拉看来,强调公共自由,就是强调抹杀个体存在的集体主义的观念。所以当时在捷克的作家朋友们的抗议行动,他也不参与。捷克人对他很反感,认为他写的东西都是为外国人写的。实际上他的立足点是一个人类的眼光,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的眼光。

公共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并没有在这些作家之间得到解决,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个献身于公共生活的人,当然就会认为昆德拉过于自私,但他的成就最后还是得到了捷克读者的承认,在捷克转型以后,他被授予了捷克的国家文学奖,最后甚至还恢复了国籍。

其实捷克转型后,昆德拉悄悄回去过几次,但是他拒绝在公共场合出现。他很欣赏福楼拜的一个观点,作家应该消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人们记住作品,不要记住作家。所以昆德拉既不写日记,也不接受采访。他带着一种无奈、绝望的态度来看这个世界,《庆祝无意义》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由于他把生活的无意义推到极端,我个人倒是不太赞成他这个观点,我只是赞赏他在特定的时代解构宏大叙事。

但是涉及到世界有没有意义、生活有没有意义,那就是我们人类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用理性来证明的,按照维特根斯坦说的,这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对此只能保持沉默了。(笑)

当年昆德拉和布罗茨基的争论、和哈维尔的争论,我觉得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带来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具体的问题。我们今天世界的分裂可以追溯到这里,就是人类到底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历史是不是一个被决定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我们今天人类仍然在思考的问题。

意义主要还是在于作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人生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意义,那么人生该如何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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