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参观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景区护国门 / 刘潺 摄
半月谈记者 刘恩黎 童芳
扼重庆北部门户，为嘉陵江、渠江、涪江所环绕，一座最高海拔近400米的钓鱼山伫立在合川以东三江汇流处。700多年前，一场几乎改变世界历史的钓鱼城之战即发生于此。
(相关资料图)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南宋，次年在合川钓鱼城遭遇顽强抵抗，蒙哥身亡。汗位空悬，蒙古西征大军从欧亚大陆多地匆忙撤军，世界格局因此改变。
巍巍屹立的钓鱼城，历史风貌的细节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而日益充实。近年来，钓鱼城遗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3年初，钓鱼城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再次取得丰硕成果，这个中国奇瑰的一角，在此不断生动起来。
寻找真实的钓鱼城
夏季来到钓鱼城，巍巍山险依旧，但城下缠绵相拥、波澜不惊的江水，城中茂林修竹、清幽宜人的山色，让人很难将这里与700多年前的古战场相连。几经复建的城门、城墙、马道、校场，也抹去了往日的鼓角争鸣。人们难以想象，眼前这片弹丸之地，在13世纪，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36年，及至宋元鼎革，仍然屹立不倒?
近20年来的持续考古发掘，令这座古今罕见的军政民紧密融合城池，逐渐从历史的迷雾中显现真容。
据长期在钓鱼城遗址主持考古工作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介绍，钓鱼城遗址奇绝的空间布局一直是考古学界研究的重点，它以钓鱼山为核心，借助三江交汇处半岛的山势地貌，形成“控山锁江”，“山”“水”“城”一体的防御体系。
由于元朝政府大规模拆毁川渝一带的山城，昔日堡垒基址难寻，其后明清两朝钓鱼山一带寨堡林立，更令今人探索钓鱼城遗址时备感困惑。
“考古工作表明，对钓鱼城的一些既有认识值得商榷，比如钓鱼城‘护国门’的位置、城西部岩顶‘九口锅’的用途……”袁东山表示，考古发掘所获，可以逐步纠正当地一些口耳相传的城史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钓鱼山城寨规模仅相当于宋末钓鱼城的内城，却长期被认定为钓鱼城遗迹的全部，厘清宋元时期山城遗址的空间原貌，就成为当下考古的急务。
如今，通过多年连续工作，钓鱼城遗址共发掘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九口锅、武道衙门、“皇宫”等14处宋元山城遗址点，发掘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出土瓷器、陶器、琉璃器等各类遗物万余件。
“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也可为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实物支撑。”袁东山表示，深入研究钓鱼城建筑遗址，还有很多值得开掘的方向。
钓鱼城有多重要
据史料记载，1256年，蒙古大汗蒙哥决定全面进攻南宋，亲率大军出征。1258年底，蒙军逼近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当时，能够蔽护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城池，只有距离重庆70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四围悬崖、三面据江的位置让其成为宋军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袁东山说，用当时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的话形容，“城成则蜀赖以安”。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钓鱼城不断发现南宋末期的高规格建筑群，正堪为佐证。
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的最新一轮发掘，聚焦钓鱼城“皇宫”、护国寺、武道衙门和三个遗址点，发掘面积914平方米，新清理遗迹33处，出土各类遗物300余件。据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胡立敏介绍，此次最大收获是一个完整的巨大院落，石材之巨大、砌筑之精湛，均为钓鱼城考古前所未见。
钓鱼城新发掘出的城门、城墙遗迹 / 刘潺 摄
“相较川渝一带其他同时期山城防御体系旧址，我们的新发现工程量大不说，建设成本也更高，表明当时的营建很可能有高规制的要求。”胡立敏说，“皇宫”遗址区域内发现相距约60米的两座大型台基，带有连廊，初步判断为阙台，尤其引人遐想。
南宋朝廷降元后，二王赵昰、赵昺出走闽广一带。“据说钓鱼城守将曾准备在当地为南宋皇室修建行宫，如今类似阙台建筑基址的发现，让人们重新猜想野史是否可能正是信史。”袁东山认为，这正是钓鱼城考古研究接下来值得着力的方向。
从钓鱼城重新理解中国大历史
“数十年的宋元（蒙）战争始于斗争而终于融合，实际是农耕与游牧之争，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融合过程的一环。”袁东山等专家指出，钓鱼城考古，正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更为充分地揭示这一过程的复杂面向。
恰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所言，如何跳出钓鱼城，跳出西南地区，立足中国整体乃至国际视野重新开启观察、分析与比较，是钓鱼城以及川渝山城防御体系未来研究的方向所在。
“客观上讲，钓鱼城遗址是中华一统、形成多元一体民族融合的关键节点和重要证据。”袁东山说。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同样认为，只有接入13世纪的世界体系视角，才能更为深刻地阐发钓鱼城之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如果说钓鱼城的物质遗存，为世界军事文化景观遗产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东方案例，那么，从“透物见人”的考古学基本立场出发，钓鱼城见证的历史之变，正是中国大历史转型时刻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缩影。这一漫长的转型，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波澜壮阔的进程。
